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断链的风险，人为脱钩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断链两种力量叠加。一些所谓发达国家反智主义、民粹主义、麦卡锡主义空前严重，西方社会民众对于自由价值和生命价值产生的认识冲突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的社会大撕裂，在疫情中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以上四个负，有可能持续到2023年，如果疫苗可以解救人类于隔离状态之中、链接世界经济联系于自然熔断之中，如果全球可以形成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的合作局面，世界经济2023年之后将会由四负转向复苏或者反弹。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早在疫情之前就实行了负利率，日本学者分析，日本未来会进入深负利率。货币长期负利率，已经违背了金融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景气萧条的重要标志性表现。世界经济在疫情中又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量，释放了更多的风险。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1倍，欧央行扩张60%以上，日本银行扩张超过1/4。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65%以上。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第三，国内企业能否掌握国际市场的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关键核心技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前，产业升级路径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升级到技术密集型。经济发展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罗斯托用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作解释。综上分析，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未来15—30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完成跨越性升级。

一个国家从经济落后到经济发达，需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是的，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必须重视创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产业升级的路径却发生了改变，不少企业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跃升为技术密集型，也有企业一经设立便是技术密集型，美国的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企业就是典型例子。可到了第三代，既不追求金钱也不追求地位，而转向追求精神生活。总的结论是：我国要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

众所周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一战前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可到20世纪初却被美国赶超。准确地讲，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引起主导产业部门更替，带动发展阶段不断演进。问题是企业为何能觅价呢？是因为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别人无法竞争。要扭转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别无选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美国的科技企业为何未走传统升级的老路？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受价者与觅价者存在差别。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二，国内产业能否实现跨越性升级，则取决于国内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上掌握觅价权。不过在我看来，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转变动力的研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将会不断升级，由此决定，国内主导产业部门当然也需随之转型升级。觅价者则是指拥有自主定价权的企业。《学习时报》2021年8月18日第3版 进入专题： 发展阶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罗斯托指出，起飞与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追求生活质量则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若不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难以为继。

纵观世界经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今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一大批掌握觅价权的高科技企业。

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对经济发展阶段究竟如何划分，目前学者尚有不同看法，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创新不仅决定产业升级的路径，同时也决定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地讲，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罗斯托进一步举证指出，历史上那些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新教徒，起飞阶段的企业家，向成熟推进阶段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直至成熟阶段完成后管理企业的专业经理人员，他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心人物，正是他们的需求升级导致主导产业部门的改变，从而使发展阶段的依次更迭，并形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我国之所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由有二：第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人物是人民群众。

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一词，来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日本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1960年，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所谓受价者，是指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企业。上面这个故事中，由于布登勃洛克家族前后三代人的生活环境不同，需求不断更迭，因此满足需求的方式也不一样。

而到第二代，便不再对金钱感兴趣，转向追求社会地位，后来也当上了议员。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19世纪中期，布登勃洛克一家迁移到卢卑克城，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终于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地方富户。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罗斯托由此推断，既然一个家族的变化是受需求变化所牵引，那么同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也应由不同阶段中心人物的需求所决定。可另一方面，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

而且高科技产品的特性是迭代特别快，企业必须保证大量的研发投入来维持产品的先进优势，而大量的研发投入离不开用企业盈利来做保障。换道超车以发展新经济为基础，新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出现独角兽企业。

如果其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不把产品卖给中国，它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自废武功放弃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另一个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